西周时期，姓的数量不超过50个。作为原始氏族之名的姓，此时已不再代表任何实体，而是仅作为人们对自己祖先所出氏族的一种追认。这时天子赐姓的制度，使贵族独占氏族名称使用权的现象合法化，并未增加新的姓。在周代，“同姓不婚”的礼制实行得很严格。因此，确定婚姻关系之前，“男女辨姓”成为必要的程序。为了辨姓的便利，人们常将姓加在女子的称谓里，“妇人称国及姓”。与此形成对比的则是“男人称氏”。氏标志着男子的身份地位，在西周宗法等级社会里，这一点是忽略不得的。
氏出现于史前，“五帝之前无帝号，有国者不称国，惟以名为氏”。大约在夏代，表示部落的氏逐渐消亡，而表示贵族宗族组织的氏开始出现。到了西周，表示部落的氏完全绝迹。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的姓，大多只能追溯到西周表示家族组织的氏。
西周时代，姓、氏并存。一个姓即表示一个大宗族，表示，一个父系继嗣群。这个父系继嗣群的分支，则以氏相称。周天子为姬姓，是当时天下的大宗，下属各个姬姓小宗，分别称鲁氏、卫氏、晋氏等。《左传·定公四年》载:“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喜，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杜预解释“怀姓九宗”道:“九宗，-姓为九族也。”就此而论，姓与氏的关系，是统属和分支的关系，所以，“姓可以呼氏，氏不可以呼姓。”“氏一再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西周是氏的数量大发展的时期。西周王室通过分封制度来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统治。每一次分封诸侯，既封土授民，又赐爵命氏。于是，新的氏便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例如:武王为“追思先圣王”，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同时，又封尚父于营丘，日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日鲁。封召公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这些诸侯都以所封之国为氏。
与天子分封诸侯相同的模式，诸侯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又分立卿大夫，同样是分给他们土地、人民。这就又产生出许多的氏。“诸侯赐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日公子，公子之子日公孙，公子之子其亲已远，不得上连于公，故以王父字为氏。...若异姓，则以父祖官所食邑为氏。”而且，从这些氏中，往往又分蘖出新的氏，如鲁国的孟孙氏分出子服氏、南宫氏；叔孙氏分出叔仲氏；季孙氏分出公父氏；东门氏分出子家氏；晋国魏氏分出令狐氏、吕氏；荀氏分出知氏、程氏，知氏又分出辅氏等。卿大夫无权分封其下属，但是随着其所在之氏族规模的不断扩大，“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的现象不可避免。这时，便通过“别族”的方式，让“侧室”和“贰宗”另立为氏。“别族”是家族行为，但是须报告官方，求得认可。
西周时代，姓与氏同时并立，其主要区别是:“氏与西周奴隶制宗法制的联系更直接、紧密一些。姓代表早已解体的原始氏族，而且不再分化，数量有限；氏代表西周现实存在的各种等级的贵族宗族，并因宗族的不断分封与别族而不断增加。姓在西周依男性世系为所有直系平等地继承；氏则依男性世系为嫡系而非所有直系继承。”
春秋时期，分封宗法制逐渐崩坏，姓、氏制度也随之发生带有实质意义的变化。在姓方面，宗法制下同姓之间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亲密联系开始发生疏离。各诸侯国处理相互关系时，不再将是否同姓放在考虑的首位。因为政治、经济等利益冲突，同姓相斗甚至.相灭的情况多有出现。在处理婚姻关系时，“同姓不婚”的禁忌也被屡屡突破，《左传》里有许多此类记载，典型的如襄公二十五年，崔武子娶东郭偃之姊：齐棠公逝世，崔武子前往吊唁，发现棠公之妻棠姜很有几分姿色，便想娶她。棠姜的弟弟东郭偃表示反对，说：“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丁，指齐丁公；桓，指齐桓公。同为姜姓。东郭偃的理由是，你崔氏是丁公之后，我东郭氏是桓公之后，男女同属姜姓，所以不可婚配。而且，陈文子分析了卜筮的结果，也认为“凶，无所归也”。但是，崔武子完全不理这些规矩，仍然坚持娶了棠姜。当然，这时虽然一般意义上的“同姓不婚”被突破，但是同宗近亲间的婚配仍被严格禁止。“同宗不婚”替代“同姓不婚”，延续着必要的伦理传统,这是姓氏合一的契机之一。
在氏方面，由于各诸侯国人口的繁衍是必然的趋势，“诸侯立家”以及卿大夫的“侧室”、“贰宗”的“别族”行为的持续进行，导致氏的有增无减，以至到了难以区分的程度。为了避免氏的雷同，春秋中期以后，出现大量的“复氏”，如孔子弟子中的端木、南宫、漆雕、左人、奚容.....《孟子》书中的公明、公输、淳于、咸丘、公.....甚至《庄子》中的寓言人物也多复氏，如亢仓、庚桑等。氏区别宗族关系亲疏、贵贱的功能大大降低。这是姓氏合一的契机之二。
本来，在严格的宗法制度下，诸侯、卿大夫等贵族等级才有氏，而庶民和奴隶是没有氏的。但是，“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动下，既非赐命，又非别族的庶民和奴隶“自立氏”的现象屡见不鲜，王室和官府也无可奈何。这是姓氏合一的契机之三。以上内容由五行阁http://5xg.cn搜集整理，版权归创作人所属，本站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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