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姓名的诸多构件中，有的是生前就使用的，有的则是死后被人追认的，区别十分严格。具体地说，姓、氏、名、字、爵称、职官、地望以及皇帝的尊号等，生前死后可同样使用，但是，尊显人物的谥号和帝王的庙号，则是他们去世之后，才由后人确定的。
谥号的出现很早。宋人郑樵的《通志·谥略·序论一》称:“古无道，谥起于周人。”对这一说法，历来学者有不同意见。屈万里等认为谥号始于殷商，金景芳认为始于西周初年，王国维、徐中舒认为始于春秋，郭沫若、杨树达认为始于战国。作为学术问题，谥号出现的准确年代还可以讨论，但不管依据哪种意见，谥号在中国已有久远的历史，则是不争的事实。
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名，谥号不是人人都有的。先秦时期，帝王以及生前有爵禄的诸侯、卿大夫，一般死后都有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下令废除立谥之制。但从西汉起，皇帝、亲王、太子都有谥；从东汉起，皇后有谥；从唐代起，公主也可以有谥。皇族以外的贵族和官吏能否有谥，情况不一，或者由皇帝决定并宣布，叫“赐谥”；或者由有关部门拟定，报皇帝批准；或者由死者的家属“请谥”与以上所论皇亲贵族和大臣的谥号不同，民间还有不经官方的批准或同意的“私道”。春秋时代的鲁国有一个柳下惠，本名展获，字禽，又叫展季。“柳下”可能是他因居所而取的号。“惠”，就是由他的妻子提议给他的私谥。另外，晋人陶渊明谥“靖节征士”，隋人王通谥“文中子”，宋人张载谥“明诚夫子”，都是私谥。
说谥号是特殊的人名，还因为它与其他的人名不同，含有对主人的一生功过进行总结和评价的意思。这就是《逸周书·谥法解》所谓的“谥者，行之迹；号者，功之表。....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既然是总结和评价，必然有褒有贬，这具体体现在谥号所选定的字眼的不同，有“美谥”和“恶谥”之分。前者如文、恭、定、襄，后者如缪、历、丑、抗。此外，还有不含褒贬，仅表境遇的夷、静、胡、康等。什么样的行为定什么样的谥号，不能随意而论，而是有一定之规，古代称之为“谥法”。谥法，实际上是在人们约定俗成的基础上，又经过文化人的整理而来。现存的《逸周书》里有《谥法解》一篇，规定了近200个谥号。据学者研究，这篇《谥法解》实际上完成于汉代。后来，唐人张守节在此基础上又整理、修订，共列谥号194个，并将其附在《史记正义》之后，使之广为流传。宋代以后，与《谥法解》并行的还有苏洵编定的《谥法》四卷，列出谥号168个。“其斟酌损益，审定字义，皆确有根据，故为礼家所宗。”
和谥号一样，庙号也是死后追认的。
按礼仪要求，古代帝王死后，应在太庙中立室祭祀，祭祀之时不可以名字相称，于是专门追上一个称号，这就是“庙号”。庙号的使用，始于西汉景帝。据《汉书·景帝纪》载:公元前156年冬十月，景帝下诏：“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令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礼官等“具礼仪奏”，用何方式纪念、彰扬祖宗的功德。丞相申屠嘉等奏曰：
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献祖宗之庙。
景帝表示同意，制曰“可”。“太祖”和“太宗”于是成了最早的庙号。不过，事立之初，未成定制，景帝自己死后，就没有定出庙号。直到汉宣帝时，才“尊孝武庙为世宗庙”。汉平帝时，又“尊孝宣庙为中宗，孝元庙为高宗”。到了东汉时代，庙号之制就比较规范了，皇帝死后，立即定出庙号，而且，从这时开始，庙号已经正式作为逝去帝王的专门的称谓。公元50年，光武帝的诏书里就出现了“太宗识终始之义，景帝能述遵孝道”的文句。太宗指汉文帝，景帝因为没有庙号，所以仍称谥号。
谥号和庙号是死后才有的，所以我们在使用它们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例如，我们今天称赵项为宋神宗，但是，赵顼在世之时的人，是不可能称他为神宗的。司马光《资治通鉴进书表》是进呈赵顼的，里面提到已逝皇帝赵曙当年命自己编书时说:“伏遇英宗皇帝，资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历览古事，用恢张大，爰诏下臣，俾之编集”，使用的是庙号英宗；而写到当今皇上，赵顼对编书之事关心时，则称“陛下绍膺大统，钦承先志，宠以冠序，锡之嘉名”。现在有的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竟然让剧中人物称呼当朝皇上的庙号某祖某宗，实在是令人哭笑不得。
起好名，就上起名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