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的全称和省称

作为对同一个人的称呼，因为语言环境的不同，又有全称和省称的区别。一般说来，在正式的、官方的场合，多用全称；而在非正式的、私交的场合，则可以使用省称。

大约从汉代开始实行的结衔制度，就是官场交往中使用正式的人名全称的制度。《史记·三王世家》中有当时大臣奏折里的结衔记载，如“丞相臣青翟、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等等，这些还是比较简单的结衔。在这之后，随着中央集权官僚制度的健全，官员的结衔也呈越来越复杂的趋势。例如:

魏晋的“使持节骠骑将军冀州刺史尚书左仆射安乐王诊”；

唐代的“正议大夫右散骑常侍充集贤殿学士兼判院事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柳公权”；

宋代的“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实封一千户司马光”；

元代的“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兼修国史领经筵事都总裁脱脱”；

明代的“钦差巡抚天津等处地方备兵海防赞理征东军务兼管粮饷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毕自严”；

清代的“赐进士及第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湖北湖南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世袭二等轻车都尉毕沅”。

这样将正职、兼职、头衔、官阶、爵位、名义待遇、实际待遇“捆绑集束”、叠床架屋式的称呼，我们在阅读古籍时，常常会遇到。南朝梁萧统主持编选的《文选》是我国现存编选最早的诗文总集。在《文选》的各种注本中，唐人李善的一种素为学人重视。在为此书给高宗皇帝的报告里，李善的署名是“文林郎守太子内库率府录事参军崇贤馆直学士臣李善”；这份报告被冠名《唐李崇贤上文选注表》，可见“李崇贤”是上列结衔的省称。清嘉庆年间，有胡克家据历代不同版本作《文选考异》，其序署名为“赐进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苏松常镇太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与此类似，在今天的种种新闻媒体上，我们也可见到在领导同志姓名之前列出一系列职务的称呼方式。古今同例，从积极一面理解，是政治生活的需要；从消极一面理解，则是“官本位”传统的顽固遗存。

与上述结衔制下将所有职衔堆砌罗列不同，人们在平常往来时，习惯使用的，还是省称。社会生活中通常出现的省称方式是“姓+职业”或者“姓+官衔”一

关于前者，张铁匠、王老师、李裁缝、刘司机、杨技术员、周工程师(还可进一步省略为“周工")等等称呼，是人们所习见的。除了因为时代原因职业的种类有所变化之外，在称谓的结构方面，却一以贯之。

关于后者，姓+官衔的称呼，在君主政治几千年、官本位思想弥漫于社会上上下下的中国，更是呼、应双方都非常乐意的首选方式。一个人一生中可能担任许多不同级别的官职，他去世之后，人们通常只称其中最高者。杜甫先后当过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左拾遗、司功参军、检校工部员外郎，人们一般多称杜拾遗、杜工部。刘禹锡一生当过屯田员外郎、监察御史、司马、刺史、礼部郎中、太子宾客、检校礼部尚书，人们一般称他刘宾客。现代社会里，称官衔的风气不仅未减弱，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其表现之一，就是不论正职、副职，一律以正职相称。古代官制，部门的长官称尚书，副长官称侍郎，如礼部尚书、礼部侍郎，区别明显。但是到了现在人们的称呼里，部长、司长、局长直至处长、科长、股长，一律不带“副”字。如果有人硬要认死理，正正规规地叫出“副某长”，只会被嘲笑为不通世故，不识时务。

现代人在“姓+官衔”省称方面所作的另一个改进是将官衔中的“长”字也省略掉，于是“潘局长”成了“潘局”，“刘队长”成了“刘队”。应当说这是一种不错的改进一来语言更精练，二来也利于体现上下级之间的融洽关系。

说到省称，在对方的姓氏之前、或者之后加上一个“老”字，也是从古到今人们惯用的一种方式。老张、老李、老王一类的人名称呼，今天处处可见。

北齐人石曜自称“老石”，唐人白居易称元稹(字微之)、“老元”,称刘禹锡(字梦得)“老刘”。依此之说，起码从南北朝隋唐之时起，老张、老李、老王一类的称呼，就已经流行于世了。如果说“老某”是表示亲切，那么“某老”便是表示尊重。

说到这里，还有一种十分有趣的人名称呼方式不可不提，那就是在学术界，有一种特别的称“老”方式，即：姓+名的头一字+“老”。人们称侯外庐先生“侯外老”，称周谷城先生“周谷老”。恕笔者孤陋寡闻，不知这种特别的称谓起于何时，有何讲究，还望方家有以教之。